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，备受关注的“一带一路”顶层设计如期发布。
3月28日，中国国家发改委、外交部、商务部联合印发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，除了明确定义与定位“一带一路”外，也介绍了中国各地方的开放态势，以及中国政府为此进行的一系列准备。
同时，截至3月31日，有意愿参与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（AIIB，亚投行）的国家已扩大至46个国家和地区，遍布亚洲、非洲、欧洲、南美洲及大洋洲。
其中，意向创始成员国有30个，还有16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申请。
“一带一路”与亚投行的推出，无论未来的发展走向如何，都将会留在历史重要的一页。
从中国的角度而言，推出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战略，其目的在于实现“中国梦”，即中国和平崛起，友好对待周边国家的举措。
而亚投行的推动，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主动释出的善意与邀约。
单看亚投行在截止日期前的表现，接获46个来自5大洲的国家表态参与，其善意邀约的收效看似良好，甚至可说超越政府与市场的预期。
亚投行是一带一路关键
可以这么理解，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未来数年战略发展的大框架，而亚投行的设立，则是这战略模式下的一步重要的棋子。
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的发展，乃试图透过新疆进入中亚国家，逐步拓展至欧洲市场，以重新启动古丝路的活力。
而“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”，则借由沿海城市，通过东南亚，转入南亚、非洲，乃至欧洲国家，两条线路最终让亚洲、非洲与欧洲形成一个有机的连接。
这样的一种战略思路，则自然需要充足的金融“弹药”，初始资本达1000亿美元（3660亿令吉）的亚投行设立无异于此，400亿美元（1464亿连接口）丝路基金的诞生亦复如是，甚至筹备中的金砖国家银行都是当中的关键利器。
同时，中国国有银行机构也为“一带一路”的项目建设，准备了多达8000亿美元（2.92兆令吉）的金融资源。
中国能运作亚投行？
看似完美的开局，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战略的发展就一帆风顺呢？
地缘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其一，但更为关键的是，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经验去运作一个多边的金融机构，以及同时间应对陆路与海路这两条线上的众多国家。
至少目前而言，亚投行有46个创始成员国，而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沿线国家则多达64个。
“一带一路”的大框架，无疑就是政府对政府的战略思路，即与沿线国家的政府进行共同商讨与建设的发展战略。
然而，在沿线范围内众多是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，类似政府对政府的战略模式，很可能就会从机遇转变成挑战。尤其当相关政策的落实，只让政府层面上获益，但实际不利惠人民与当地市场时。
随手拈来，缅甸、泰国、越南，乃至斯里兰卡与墨西哥等，都曾有过中国的重大投资项目因受到抵制而被叫停，或政局变化而突然喊停的纪录。
基建投资成效不定
其次，资金投放的成效问题。中国推动的“一带一路”，乃以释出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为主。但是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消耗掉大量的资本。
根据安邦咨询（ANBOUND）的跟踪研究显示，自2002年起至2014年，美国已对阿富汗提供了1040亿美元的援助，以支持数百个阿富汗发展项目，但效果却很糟糕。
其中的实例包括，阿富汗收到76亿美元（278亿令吉）禁毒专项资金，但近三年来阿富汗鸦片产量却逐步上升，并达到历史最高水准。
美国和欧盟斥资30亿美元（109.8亿净利）建设阿富汗员警队伍，但如今仍有5万4000名“幽灵员警”每月领工资，却不见人影；市场和超市中售卖大量过期货物等等。
类似事件的发生，其原因在于阿富汗政府的管理低效与腐败。
上述两个层面实际上是相连的，也是一个问题的两面。
政府与政府的协商，忽略了市场与人民的利益，自然会引发民间的反弹。
而政府投放的项目，若没有民间的参与，以及执行力的低效，都会对投资效益产生负面的影响。
大马可自荐当支点
再回到地缘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层面。之前的撰文也曾经提及，伊斯兰国（IS）恐怖主义是中东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，而南海问题则是东南亚方面的风险。
两者若未能取得改善，则再多的资金与战略都无法取得“通行证”，反之还会引发负面效果，如IS延伸至中国境内等。
更重要的因素是，沿线发展的64个国家，中国可不能连横对待，当务之急，还是需要在不同区域上，寻找一个合适的支点国家，作为该区域范围的主要协调国。
这一支点国家，必须是政治相对稳定、有经济发展潜力，且愿意与中国合作与交流的国家。
可以看到的是，在东南亚这一区块中，马来西亚是相对有能力与意愿去“毛遂自荐”担任这支点国家的。
毕竟，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大马，除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良好以外，也属于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，尽管近期面对着伊斯兰刑事法、某机构债务风波等问题。
同时，避免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局势误判，通晓东盟市场以及文化的大马，也可成为相关的协调国家，为中国未来的投资趋势进行研究分析与解围。
中国色彩浓厚
总的来说，“一带一路”顶层设计展示了中国领导人重建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，但这个战略规划有着比较强烈的输出中国经验的色彩。
看着似乎是大手笔，但实际与世界产业新潮流有些格格不入，对“一带一路”各国的国情也是一种挑战，实现起来难度很大。
这一点，是周边国家积极响应中国后，必须深思的事情；即不是等待中国未来的资金投入，而是如何协助带动区域的交流，拓展一个和平的世界观。
（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，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。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：malaysia@anbound.com）
